柏林爱乐的孤独夜晚百家故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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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明天醒来，无论世界又将变成什么样子，柏林爱乐一定还会演出。它可能以不一样的方式出现，演奏不一样的曲目，沿袭不一样的礼节，但它一定会出现，在历史的任何一个夜晚，音乐都在。

文丨李斐然

编辑丨糖槭

音乐还在

柏林的每个夜晚，音乐都在。它有时候出现在教堂的唱诗班，有时候出现在街头的艺人表演，但最好的音乐从晚上八点开始，它出现在柏林爱乐音乐厅。这是每天晚上音乐会的开场时间，也是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段。整个大厅回荡着演出的广播，工作人员急匆匆地帮快要迟到的观众找座位，连楼梯上都会有人提醒，快点，音乐就要开始了！

一切从年3月12日开始变得不太一样。这是柏林爱乐暂停公开演出的第一天，那天晚上的主角是英国指挥家西蒙·拉特（SimonRattle），他是柏林爱乐前任首席指挥，与乐团有16年的合作经验。他也是最受欢迎的世界指挥大师之一，举办他的音乐会的晚上，音乐厅外面总是堵车。

西蒙·拉特（SimonRattle）图源摄影师OliverHelbig/柏林爱乐乐团

但那一天，外面路上空荡荡的。上午排练的中途，乐团经理通知，今晚没有观众来了，怎么办？

「我的心情很矛盾，这是一个正确决定。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相信音乐也是人类心灵健康的一部分，为此我感觉很担忧。没有了音乐会，人们可能会失去那些平日里的快乐，失去期望。在德语里有一个词，它的意思是『提前享受的快乐』，比如，每天早上醒过来，你期待晚上会发生的好事；星期一出门时，你所期盼的星期五。它们给人期待，这也是人活着的重要能量。我们想要尽可能给人带来更多音乐，就是这种值得期待的快乐，或许你可以管它叫做希望。」德加明（StanleyDodds）告诉《人物》，他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二小提琴手，他也是柏林爱乐基金会四位董事之一。

在柏林爱乐年的历史上，有过不止一次这样的特别夜晚。这个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用音乐陪伴人们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它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柏林墙的修建与倒下、经济危机。不管发生什么，柏林爱乐的音乐会是不会停下来的。二战纳粹统治期间，乐团指挥是富特文格勒，老音乐厅在一场空袭中被炸毁，指挥家就带着乐团去柏林歌剧院，不久后歌剧院也被炸为废墟，他们就继续换地方演奏，有时候音乐会中途也会被空袭警报中断，观众甚至习惯了按序疏散，等到警报结束再回到大厅，听乐团把剩下的曲子演奏完。战争结束后，柏林爱乐在二战空袭的废墟中，举办了战后的第一场音乐会。

二战中炸毁的老音乐厅图源柏林爱乐乐团档案馆

二战结束之后，一个记者在德国街头采访，他拉着来往的人问，「每天无尽的轰炸和死亡，你是如何熬过了战争，熬到明天？」其中有一个人想了想，回答他，「因为明天还有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

柏林爱乐必须演出，音乐必须在，这一点无需讨论。观众来不了，他们就想办法把音乐送过去。于是，在宣布取消公众聚集现场音乐会的通知发出后，他们很快发了另一条新的通知：

「......柏林爱乐大厅将关闭至4月19日。但是，西蒙·拉特爵士及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决定，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也要继续完成本场音乐会原定曲目卢奇亚诺·贝利奥《交响曲》和贝拉·巴托克《乐队协奏曲》的演奏，免费向世界直播。」

西蒙·拉特说，在继续音乐会这一点上，大家只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就达成了共识。麻烦的是细节，古典音乐会在几百年间形成了数不清的演出礼节，而柏林爱乐更是有自己的规矩——演出结束后，指挥要先跟乐团的第一小提琴首席主动握手，这代表着对全团的致谢。然后，团员之间也会互相握手致意，这通常是在台下观众持续鼓掌中完成的，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喝彩声「Bravo」，指挥带领全体团员向观众一次又一次鞠躬、再鞠躬，直到掌声停下来，一个音乐会的夜晚才算正式结束。

问题是，这个践行了数百年的音乐传统，在一场没有观众的音乐会面前，突然显得充满了矛盾——没有人在现场为音乐喝彩，指挥上台之后，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开始音乐会吗？曲终没有观众的掌声，他们还要按照惯例，依次握手、鞠躬、谢幕吗？

这个主题成了当天乐团排练会的重要议题。柏林爱乐可能拥有全世界最严谨而细腻的音乐家，他们高度自治，通过民主讨论决定乐团的所有音乐决策。乐团的首席指挥就是乐团成员自己选出来的，必须要他们的大多数赞同才能通过。西蒙·拉特卸任首席指挥之前，为了选出继任者，乐团一度开了连续长达11个小时的漫长讨论会，最终决定，改期接着讨论。

作为柏林爱乐乐团理事会成员，德加明组织了这场新礼节的讨论会。他们提出，既然没有观众为我们鼓掌，那我们就自己为自己鼓掌，在指挥上台的时候，用乐团的掌声欢迎他。这个主意在弦乐组遇到了一点麻烦，负责像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这些大家伙的乐手，两只手都拿着乐器，没法鼓掌……西蒙·拉特提议，握手也是一个太古老的动作了，他只有在德国演出才会握手，在他现在执棒的伦敦交响乐团（LondonSymphonyOrchestra），乐团成员会在曲终之后相互拥抱。不过，拥抱的提议很快被这个德国乐团否决了。这些还没讨论明白，还有问题亟待解决：现场一个观众都没有，演出最后还鞠躬吗？要对着摄影机鞠躬吗？向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深深鞠躬吗？如果不鞠躬，最后一个音符结束之后，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

全世界最具民主精神的交响乐团陷入了他们惯有的漫长辩证会，终于在演出前达成了初步结论——指挥和首席轻轻碰一下拳头，用来取代握手。乐手之间离得近的人碰手肘，弦乐组因为两只手都得拿乐器，拍拍腿或者跺跺脚，意思一下就好了。至于最后……今晚就先不鞠躬了。

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晚上八点音乐会开始，在不太协调的鼓掌和跺脚声中，西蒙·拉特站上了指挥台，他们互相看了看，笑了起来。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场奇怪的音乐会。在场的许多人都见过观众很少的音乐会，但至少现场还看得到几个人吧！今晚我们决定，在这样的危机面前，既然我们的观众不能来到现场，那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去观众身边。如果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需要我们习惯这种互相远离的生活，音乐将是一个更重要的必需品。」西蒙·拉特在演出前，对着镜头这样说。「请原谅我们还没有研究出这场音乐会的礼节应该是什么，换句话说，今夜音乐停下来之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还好有你跟我们在一起，谢谢你。」

西蒙·拉特告诉《人物》，这个音乐的夜晚是他和柏林爱乐想要向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音乐还在（Themusicisstillthere）。」

没有观众的演出现场图源摄影师StephanRabold/柏林爱乐乐团

坐在音乐中间

观众席上一个人都没有，可是音乐厅却好像变得吵了。演出的最初几分钟，德加明觉得周围多出来很多刺耳的噪音，平日里听不到的细微动作突然在耳边轰鸣——乐手的燕尾服蹭到椅子的声音，曲谱翻页的声音，甚至鞋子踩在地板上的轻微摩擦，都是一阵巨响……

作为一个职业小提琴演奏家，他对声音非常敏感，在柏林爱乐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他们常常私下开玩笑说，只要还有现场演出，交响乐团是不会失业的，因为这是只有人类才能捕捉的细腻感受，机器永远无法取代他们。在舞台上，他们创造的是一种共鸣。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在一起的人们共同合作，实现旋律的交织。

「我热爱交响乐的原因就是，我们是在为彼此演奏，当旋律响起，所有人跟你同在。」西蒙·拉特说，这种共鸣来自乐手之间，是和作曲家跨越时间的重逢，也是和台下观众分享。「我们怀念音乐厅里的另一种安静，那是我们熟悉的来自观众的无声支持。观众席坐满了人，大家却凝神地静静看着我们，只有呼吸，那和空无一人的安静完全不同，我很怀念观众的呼吸。」

不过，他们很快忘记了台下这种异样的安静，全神投入在音乐里。沿着乐谱的每一行向前航行，驶向作曲家的方向。德加明很快忘记了这是一场特殊的音乐会，忘记了台下没有观众，忘记了恼人的噪音。此时此刻，只有音乐，和藏在音乐中的作曲家。

今晚的音乐主角是两个活在困境里的人，和他们对于命运的回答。他们所讲述的是音乐的一个经典命题——在残酷的命运里，在熬不下去的时候，人为什么活下来？

一个是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奥的《交响曲》，这是一部创作于年代的作品，那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也潜藏着变数，「当你顺着音乐走到终点，你会发现，自己回到了最初出发的地方，但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另一部作品是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创作于年的《乐队协奏曲》，它是一个孤独的病人对命运的解读。二战中他公开反对法西斯，「我看到了你们如何对待犹太作曲家，从今天开始，我要求也这样对待我，虽然我并不是犹太人。」为此他不得不离开家乡，移居纽约，但是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也和纽约的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在纽约，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客人，但这里不是他的家，他也没有了能够回去的地方。每天困在自己的房间里，疾病、孤独和异乡感一起袭向了他，他总是发烧，几乎无法完成作曲，沮丧地判定自己的职业生涯走到了尽头。他被生活困住了。

年春天，一位小提琴家朋友写信给当时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谢尔盖·库赛维茨基，请求他的帮助，巴托克需要药，但他更需要音乐，「音乐也是一种治愈。」

库赛维茨基为了这位作曲家到美国军队求情，希望能给他使用青霉素。那时候青霉素在美国只有军队有权支配，是仅次于核计划的顶级项目。一个月后，指挥家到了巴托克的病床前，给他带去了青霉素，还有一份交响乐约稿，他希望巴托克创作《乐队协奏曲》。这给了巴托克极大的希望，音乐成为了他的动力，虽然身体依然虚弱，但他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舒缓。这一年的夏天，他用了55天时间，一气呵成写完了全部五个乐章。巴托克是全世界第一个使用青霉素的平民，他因此熬过了那个垂死的年，有机会看完了自己代表作的首演，听到现场的喝彩，也获得了额外的时间，为妻子的生日偷偷写了一首曲子，藏在曲谱的后面。显然，这是一次有效的治疗，治愈他的有时候是青霉素，有时候是《乐队协奏曲》。

这位困在命运难题里的作曲家，把他所有的情感都写在了《乐队协奏曲》中，这成为他最为知名的代表作。它包含着令人窒息的黑暗，却又时而跳跃着幽默，在最后的章节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乐观和明亮。

「交响乐让我着迷的地方是，人生的一切都写在里面，希望、悲伤、喜悦、痛苦。一场音乐会是驶向自己的旅行，音乐给了你一艘船，它并不总是载着希望，它也允许你在其中品味悲伤、孤独和痛苦，它是人生的全部。古典音乐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你并不是孤独的，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人和你一样，在生活中面对了一样的感受。这种共鸣被作曲家写在了曲谱里，跨越时间，在演奏中传递给了今天的你。」西蒙·拉特说，其实每个人在音乐中都是在寻找自己，端详自己的人性一面。

对西蒙·拉特来说，巴托克的作品像是一场从黑暗驶向光明的旅行，但他常常觉得乐谱最后十几个小节实在是太明亮了，在经历了之前的种种黑暗、挫折、迷茫、困顿后，迎接我们的出口是什么？光明的终点之后，那是什么？

难熬的并不只是此刻的战争，还有战争结束之后。在柏林爱乐的历史上，黑市价格最高的门票属于富特文格勒，但最贵的不是二战期间的演出，而是二战之后的年。那一年，这位德国指挥家结束了非纳粹化审判，回到了战后的柏林，举办他回归后的第一场音乐会，张门票一抢而空。人们拿出了自己所有的宝贝，甚至过冬用的皮夹克，去换一张战后的富特文格勒的门票。显然，战争中的人们需要音乐，而等战争结束了，人们似乎仍然需要一个答案。

在柏林最孤独的夜晚，这个音乐答案逐渐清晰了起来。这个晚上，在场所有的音乐家似乎感同身受地理解了这份隔绝中的孤独、未知中的希望，他们在交响乐中又一次实现了灵魂的共鸣。西蒙·拉特说，在音乐最后的十几个小节，他看到巴托克在音乐中复活，就坐在了他们的面前，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事实上，青霉素并没有拯救巴托克，他在两年后的秋天去世了。最后一次住院治疗前，他恳求医生再多给他一天时间，让他把另一部钢琴协奏曲写完。可惜他的时间只够勉强写完草稿，在最后一个音符后面，他歪歪扭扭写上了“TheEnd”，不久后，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然而，正是藏在乐谱里的这些音符，开启了属于巴托克的新音乐时代，终点之后，是另一个起点。

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图源柏林爱乐乐团档案馆

音乐结束之后

最后一个音符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但音乐结束之后怎么办，对柏林爱乐来说仍是第一次的未知。在西蒙·拉特的带领下，整个乐团越过了巴托克乐章最后那个明亮的出口，走向了终点的休止符，他们一起抵达了共鸣的顶峰。只不过，顶峰之后，迎接他们的依然是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和陌生的一片死寂。整个音乐厅回到了开场前的寂静，没有鞠躬，没有谢幕，没有掌声，没有Bravo。

「当我们演奏的时候，说实话我感觉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演奏当中你不会注意到观众的存在，那一刻的你在音乐中。真正的不同是在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后，与之而来的是毫无声息的死寂。演奏音乐的快乐在于与人分享，就在那一刻，我强烈意识到，我想念这种分享，我想念观众。」德加明说。

柏林爱乐的成员们还没适应这个新现实，他们花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这是一场没有现场观众的音乐会。按照排练时候讨论出来的新办法，他们拍了拍大腿，跺了跺脚，在指挥对他们说完「谢谢」之后，陆陆续续开始退场。柏林爱乐历史上第一场没有观众的音乐会，直播结束了。

空荡荡的音乐会厅图源摄影师HeribertSchindler/柏林爱乐乐团

回到后台，很少人直接回家。大家还是不由自主留了下来，他们决定喝一杯。「没有喝彩的音乐会，感觉缺了一个结尾，所以我们决定为这场音乐会再造一个有感情的结尾，为自己创造一个Bravo。」西蒙·拉特说。

几乎所有柏林爱乐成员都参加了这场Afterparty。西蒙·拉特给乐手们买了酒，陪他们喝了好一会儿。就像以往的每一场音乐会一样，散场后大家聚在一块儿，七嘴八舌聊天。告别的时候，乐手们互道晚安，问彼此同样的问题：我们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音乐会后的第二天，德加明接到了新的通知。在他的意料之中，乐团排练也需要中止，毕竟交响乐团的排练是多人聚集在一起。所有乐团成员暂停演出和排练，回家自行练习，期限未定。在柏林爱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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