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小城市病问题研究小城市病应与大城

根据国务院在年发布的《城市规模标准》，我国大概有多个城市属于小城市，占城市总量85%。中国整体上还处于一个小城市占绝大多数的城镇化分布形态。社会结构变迁带来了普遍意义上的“城市病”。“城市病”可以理解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伴生品，现在多用来指代大城市所特有的社会问题，诸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问题。而数量庞大的城区人口少于50万的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却乏人问津。实际上，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问题，小城市有小城市的问题。

小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恶化”趋势。城镇化的轨迹，主要体现为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在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中，都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小城市问题。一是“滞后型城镇化”带来的供给不足问题。一旦小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人口迅速增长的需求，就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矛盾，出现环境污染、人口拥挤、治安恶化等城市病。二是“超前城镇化”带来的供给过剩问题。过去十多年，包括小城市在内的几乎所有城市都开展了“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从而导致了小城市的空城化与市容萧条的局面。大量的小城市内生性发展能力欠缺，在大城市持续“抽血”的发展格局之下，各种矛盾不断积累，从而导致小城市病的出现。因此，今天我们来研究我国的小城市问题。

一、小城市病的界定

（一）小城市病的概念

大城市病最早兴起于西方国家，并且用TheUrbanCrisis及UrbanProblems来指由于城市化而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由于中国与西方文化及思维习惯上的不同，因此赋予了TheUrbanCrisis－个更加形象生动的名字—城市病。就目前来说并没有一个统一而权威的定义被众人认可。对于大城市病的界定，由于出发点和标准不同，界定的概念也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会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代性。也正因如此，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大城市病定义。

就小城市病的概念而言，因为目前小城市病研究较少，根据目前查找到的资料看，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小城市病是指城区常住人口少于50万规模的城市出现的人口流失、经济增长乏力、资源枯竭、就业艰难、人才逃离、文化荒芜、发展动力欠缺等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小城市病就是中国中小城市过快城镇化，刻意强调城镇化数量的増长导致交通拥堵、运营低效、环境污染、秩序混乱等问题。

通过借鉴原有的大城市病和小城市病的概念界定，我将小城市病界定为：城区常住人口少于50万规模，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区域辐射力相对较弱的城市，因运行环境和运作模式不良而导致的、有别于大城市的系统失衡以及社会生活、经济、生态环境、人文方面的负面效应。

（二）小城市病与大城市病

1.大城市病与小城市病的联系

首先，从小城市病和大城市病的字面表述可知，二者存在着直观的联系—同属于城市病，是城市病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都是城市系统失衡导致的负面效应，是一对城市病“双胞胎”。其次，二者还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小城市成功解决人口流失、住宅供过于求、文化荒漠等问题必然会缓解大城市存在的人口膨胀、住房紧缺等问题；同时，小城市病的最终解决也离不开大城市病的解决，只有两者双管齐下才能彻底解决城市病。

2.大城市病与小城市病的区别

小城市病与大城市病虽同属于城市病，但是二者有着天然的差别。首先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形成二者的原因不同。大城市病的形成是由于大城市拥有资源优势，这种资源优势包含政策倾斜、相对健全的公共服务、广泛的就业门类优势的教育资源等，这些优势资源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进入大城市并最终导致住房困难、人口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

而小城市病则是因为资源劣势条件下，运行环境和运作模式不良，出现人才流失、经济增长乏力、文化荒芜、住房供大于求等问题。此外，两者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同，例如一个发生在规模较大、经济政治影响力强的城市，一个发生在规模较小、经济政治影响力较弱的城市；一个表现为住房紧张、交通拥堵、就业困难、城市犯罪等，一个则表现为住房供大于求、人口流失、交通不便、创新不足、文化氛围不足等。由此可见，小城市病与大城市病并不能完全等同，应该加以区分。

二、小城市病的一般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小城市病的一般表现

由于不同的小城市在地理区位、发展历程、政策优惠、自然资源等方面存在着天然的不同，因此在小城市病的具体表现上会存在着一些差别。但是，总体而言，可概括为经济发展能力相对退化、环境恶化、社会无序化、文化荒漠化，简称“四化”。我总结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小城市的产业困境

小城市大多缺乏现代文化生活气息，几无美术馆、博物馆和文艺空间。而城市化的发展，必须包含文化发展和文化资本的积累。现代化城市建设要有健全的文化设施。然而现实是较高层次的文化资源，几乎全部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绝大多数中小城市，诸如美术馆、博物馆这些象征文化品位的文化空间几近缺失。90%以上的小城市没有自给的单体美术馆建筑和两所以上的免费博物馆，画廊更是鲜见，导致小城市的精神生活较为匮乏。

大多数小城市都因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经济活力日趋弱化，不同程度的存在就业门类较少、就业机会紧张、人口外流明显的现象。曾经高速发展的鄂尔多斯，主要以“羊、煤、土、气”为支柱产业，一旦宏观经济出现衰退，立即出现产业停滞，人口外流，成了“鬼城”。江西省新余市，总人口万，产业基本围绕以新余钢铁、赛维太阳能公司为主。两家大型企业高峰时期共能吸纳6万人就业，占据城市就业总人口40%，形成了长期相对单一化的经济体系。

城市发展模式的僵化，越来越暴露出小城市的产业困境。小城市房地产的虚假繁荣已开始呈现扩大趋势。但是地方产业发展乏力，政府还在选择延续土地财政的发展理念，这就导致近几年大量楼盘空置率过高，烂尾楼增多，加大了“鬼城”风险。

空间城镇化的盲目冒进，使整个城市处于一种“浮躁式的建设”状态。这一现象与全国座城市房地产监测结果中有多座城市房地产价格下降相吻合。这多个住房价格下降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小城市。

2.人才荒漠化

高等教育资源与高层次人才缺失，导致小城市整体知识水平低层次化。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我国中心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呈现了严重的极化分布格局。据中国“大学”的分布情况，除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直辖市及少量省会城市，全国地级市中只有6个城市拥有大学。其他多个地级市只拥有为数不多的普通型大学、职业学院等高教资源。而超过多个县级小城市缺失全日制本科大学或学院类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缺失高等教育资源、高等教育精英群体的小城市，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一种“人才荒漠化”的现状。这必将最终削弱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知识审美层次，导致小城市很难具备如大城市一样的创意阶层。

由于中国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极化发展的“北上广深”等大都市与小城市形成了巨大的“地域反差”。这种反差不仅体现在简单的物理空间与产业结构层面，更多地体现为城市性格、城市活力、城市能级、城市自由度、人口多元化等层面。这种激化发展导致大城市人口增长迅速，虽然房价高，竞争激烈，但青年群体仍愿意涌入去寻找机会。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特别是海归群体放弃回归故乡。这种人口的单向流动，导致小城市乃至一些中西部大城市也难以吸引高素质精英人才。这种因小城市性格所致的城市文化日趋封闭、活力缺失，最终导致了小城市在庸俗化、封闭化的社会氛围中持续滑向了“小城市发展陷阱”之中而难以扭转。

（二）小城疏的原因分析

由小城市病概念和小城市病类型分析可以看出，小城市病的实质是在现有的城市系统运行环境和模式下出现的系统失衡现象。此处所指的系统失衡不仅仅是小城市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失衡，还包括小城市和大城市所构成的城市系统的失衡。因此，导致小城市病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系统的运作环境，一个是城市系统的运作模式，两者综合作用最终形成了小城市病。

1.运行环境

任何系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形成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与环境之间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同时也因相互作用而发生变化。城市系统也是处在一个人文和自然环境共同组成的大环境中，并且在其影响下发挥作用，最终因为环境存在的种种缺陷以及运作不当，形成了小城市病。

一是人文环境。首先最重要的与小城市病形成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人文环境是中国的考核选拔制度。一方面干部选拔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制，而任命的根本依据则是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这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中国资源分配存在上级优先、大城市优先的惯例。

因此，大城市和上级城市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在政绩考核中获得更好的评分，会不断截取大部分的资源，导致分给小城市的资源不断减少。在大小城市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下，大城市往往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城市建设拥有更加完善的医疗、先进的教育、健全的基础设施等；而小城市则会出现相对的医疗落后、教育资源不足、基础设施匮乏等问题。在此对比下，通常会导致更多的小城市人口流入大城市，造成小城市人口流失和劳动力不足，最终加重小城市病。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尚不够健全，尤其是十年前过分强调经济指标尤其是GDP的增长，对于社会、环境、人文方面的考核相对较少。因此，在此考核机制下，小城市因为资源有限，为了增加自身的政绩，不断增加经济方面的投入，招商引资、引进大企业，而对于环境保护、人文发展等方面则投入明显不足导致城市出现环境污染和文化落后等，内部系统之间失衡现象产生，最终形成小城市病。

其次，小城市病的形成与中国目前的财税制度也密切相关。目前中国的财税结构属于明显的“集权分散型”，即收入大部分集中在中央，支出大部分分散在地方政府。小城市政府在税收收入比例较小的情况下，要完成负担大量支出并加强本市的基础建设的任务，一方面需要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急需的、能够为本市带来利益的项目上，如经济发展等方面，从而导致小城市发展短腿现象严重，一些方面发展超快，一些方面则明显落后。

另一方面为了负担开支，小城市的地方政府必须另辟蹊径，増加地方政府收入，土地财政等则应用而生。这些做法进一步加重了城市的不均衡性，小城市病更加严重。但是仅仅依赖该项收入并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各项开支，因此地方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增加收入，土地财政是其寻找到的解决办法当地政府不断的圈地卖地而获取土地出让金、推高房价使卖地收益最大化、对房价较高漠视而获得较高相关税收。这些做法，促使城市房价居高、住房空置率飘升，从而使城市住房小系统出现病态，从而加剧了该市的小城市病。

再次，中国城市规划缺乏权威性、科学性和公开性也加剧了小城市病爆发和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专业机构和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为城市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合理规划和解决之道。规划本身是一件十分严谨的事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但是在一些小城市中，对于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没能正确认识，常常出现“领导一换，规划就变”，随意改动城市规划甚至将规划变得面目全非的问题，城市发展出现问题也就不足为奇。因此，长时间积累下来，人们对城市规划的认可度不断下降，城市规划的权威性也不断降低。

一些城市，特别是小城市，由于发展战略不明确，目标不清，导致规划随意。一些小城市在进行规划时，盲目模仿大城市，一会儿规划个CBD，一会儿规划建设个游乐园，常常跟风增加各种设施，但是在増加时却完全忽略了学习大城市规划的整体性和有效性，导致小城市规划随意而混乱，完全没有科学性。此外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随意规划还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城市发展缺乏核心、特色。因为肆意模仿，导致小城市原有的特色被统一的钢筋水泥取代，但是在现代化水平上又达不到大城市的水平，因此既丧失了原有的特色又无法做到完全的大城市化。最终结果便是小城市发展落后，大城市发展更加迅速，由大小城市构成的城市系统更加失衡，小城市病进一步加剧。

中国城市特别是小城市的规划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常常是政府将规划意图告知规划机构和组织，然后直接从相关规划机构购买规划，之后再公布于众。但是这种情况下，常常因为规划的购买主体是政府，相关机构在规划时难以避免的会缺乏客观性和中立性使得规划存在一定的偏向，更加贴合政府的意愿。因此，在规划购买之前，应该让更多的公民、团体、机构、组织等加入，规划尽可能反映各方民意，而不仅仅体现政府意愿。从而，实现规划的综合性和平衡性，减少因规划不当而导致小城市病的可能性。

二是自然环境。首先，小城市病与一些小城市在资源上的先天劣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城市在发展中，往往占有了许多优势资源，其中一样便是资源的多样性。它们可能占据了农业资源、渔业资源、工业资源、旅游资源等等中的一种或是多种。但是小城市往往面临着资源单一或者资源匮乏的窘境，即使拥有一种资源，也因为一些先天的限制因素而无法有效利用或者面临枯竭危机。因为经济系统是其他系统发展的基础，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其他方面必然会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发展滞后的情况，因此该市在人文发展等方面也出现了较严重的问题。倘若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各种资源都比较充足的城市，那么当煤炭资源枯竭时，可以通过经济转型、发展旅游资源、挖掘渔业资源等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保证城市系统的均衡发展。

其次，一些小城市在地理位置、气候等方面的先天劣势也为小城市病的形成埋下了隐患。区位优势往往包含了生产要素和市场的地理分布、运输成本和投资环境等诸因素，由于人文的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往往对城市发展首先产生作用的是自然区位。首先，小城市之所以发展缓慢与小城市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次，气候条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良好的气候条件不仅可以吸引企业，更重要的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例如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些小城市，气候干燥、地表荒漠化严重，导致人烟稀少，同时也使得企业对这些地方敬而远之最终导致发展落后，城市系统明显失衡。由此可见，良好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反过来，欠佳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也成为了中国众多小城市系统失衡的重要原因。

2.运作模式

系统是在一定的环境中通过各种运作模式和过程来维持平衡的。因此，除了环境外，系统本身的运作模式也会对系统的运行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当运作模式适应环境，并对环境进行补充和完善时，系统朝着均衡的方向运行的可能性增加；当系统的运作方式不能弥补运行环境的不足，同时还进一步加剧由环境造成的不平衡时，城市系统将进一步失衡，形成严重的小城市病。小城市病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系统的运作方式—非合作博弈有关。这种运作方式存在于小城市内部化及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在环境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小城市病的形成和恶化。

城市系统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包括政治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经济发展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以及人文发展子系统等等。由于政治系统内的制度和体制构成了城市运行的人文环境，是导致系统失衡的原因，因此把政治子系统独立出来，不参与系统间的博弈小城市系统内部拥有多种资源，这些资源既包含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物力资源，同时还包含了政策资源。而且，这些资源是有限的，并不能满足每一个子系统的发展。因此，各个子系统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往往会通过各种博弈为自身争取更多的资源。这种情况下，实力更强的子系统通常会获得更多的资源而获得更多的资源，意味着该子系统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在今后的资源竞争和博弈中获得更大的优势，最终的结果便是优势子系统发展更优，劣势子系统发展更差，城市子系统间严重失衡。

此外，各系统间的竞争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建立在整个城市系统运行环境的基础上的—财税制度、考核选拔制度、规划管理制度及自然环境等因素都会对彼此间的竞争和博弈产生影响。而且政府在整个博弈中往往会因为其主导作用而导致资源更多的倾向于政府利益所在系统：当政府更重视经济发展时，经济子系统就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当政府更加注重社会生活时，该子系统就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政府的偏好直接可能导致各子系统间的博弈和资源分配更加不均衡，造成更加严重的小城市病。

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同样存在着博弈和资源的争夺，因为更多的资源就意味着城市更好的发展，对于政府部口来说就意味着更好的政绩和发展前途。因此，为了获得更好的双重发展，大小城市之间必然会进行博弈。但是，显然这场博弈因为博弈环境的影响，从最初就是不公平的。中国行政体制是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地方和下级拥有一定的具体权力。这种上级领导下级、下级服从上级的体制，使得资源分配的博弈中，小城市通常需要以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发展为第一要务、需要让步于大城市。因此，大城市和省会城市拥有了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获得了更多资源。这种零和博弈以及资源的不均衡分配，直接导致了大小城市发展的不均衡和城市系统失衡即大城市病和小城市病。

此外城市发展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经过一次的博弈和资源分配就能完成的，它是在反复的、多次的博弈和资源分配中向前发展。因此，在大城市优先的政治体制以及大城市拥有资源优势不变的情况下，大城市会不断的取得博弈胜利、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小城市则是不断的失败、获得较少的资源，最终导致大城市病和小城市病无限加重。

3.相互关系

小城市病的产生是城市系统所在的运行环境和运作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运行环境是基础，运行模式是关键，二者相互联系、共同通过复杂的作用最终导致小城市病。但是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运行环境还是运行模式都需要通过人来发挥作用。因此，起到决定作用的是人。由于制定人文环境的主体，在制定政策和制度时，缺乏应有的科学性、长远性、整体性考虑，使得城市系统在发展中出现了失衡现象；而对于一些自然方面的限制因素，也是由于参与主体在此过程中拘泥于现状、缺乏创新与探索，使得一些限制因素难以转化为优势，从而导致了小城市病。

同样，在小城市系统内部以及大小城市之间的博弈，也是因为博弈主体忽略了整体的利益，从自身利益出发，最终因为个体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造成了城市系统失衡。因此，在整个小城市病的产生过程中，人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影响因素。

三、小城市病治理

（一）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治理的必要性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城市病的危害性。与大城市病会导致各种问题一样，患有小城市病的城市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人才短缺、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缓慢、文化落后、环境污染，从而导致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精神堕化，严重影响小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其次，小城市病分布的广泛性以及蔓延的快速性也迫使我们必须加快解决小城市病。

就目前来看，小城市病在中国分布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出现在偏远的小城市，同时在一些与大城市相邻的小城市也同样存在，几乎遍及每一个角落。而且患病范围还在迅速的扩大，从最初的几个开始蔓延，如今大部分小城市都已经出现小城市病。如果不加以防治，那么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扩展至中国的每一个小城市。

最后，小城市病和大城市病的相关性也增加了小城市病治理的必要性。小城市病和大城市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大城市的人口过快膨胀、住房紧张、各种公共资源相对缺乏与小城市的人口流失、住房空置率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因果的。

因此，彻底解决中国大城市目前存在的问题必须同时解决小城市问题。否则，大城市病的治理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短时间内缓解而没办法根治，甚至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内“报复性”复发。

2.治理的可行性

首先，目前已经具备了政治基础。国家已经明确指出要着眼开拓发展空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东、中、西、东北地区“四大模块”协调发展。以上事实说明，目前来看，我国已经意识到了小城镇发展问题，并将大小城市的协调发展规划到发展日程之中，这就为我们治理小城市病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其次，理论基础也相对成熟。虽然目前来看，中国关于小城市病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关于城镇建设和发展的研究已经有很多，特别是大城市病的研究已经相当充足。关于博弈与合作的相关理论，中国也有了本土化的新发展，能够很好的指导中国小城市病的治理。

最后，思想基础日渐夯实。随着小城市病的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学者、组织、机构和公民认识到了小城市病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政府能够尽快解决相关问题，恢复小城市的正常发展。

（二）治理原则

小城市病是由以政府为核心主体、城市系统运行环境和运作模式通过相互间的复杂作用而形成的。因此，治理小城市病首先应该确立相应的原则来约束人（特别是政府）的主观倾向、改善不合理的运行环境以及改变传统的非合作博弈模式。

1.公平与效益

所谓公平，并不是指绝对公平，而是指相对公平。主要是指大城市与小城市、小城市内部在资源分配时应该做到相对公平，即每个城市或系统分配到的资源应该是能够基本满足本城市或系统正常维系和初步发展的。在此过程中，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主导作用，以保证公平的实现：在城市之间资源分配时，应该由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主导，在其中保持中立性，尽可能的做到公平使每一个城市能够得到其基本发展的资源。

在城市内部各系统资源分配时，应该由本市政府作为主导者，同时邀请公众、媒体、专家等进行参与和监督，尽可能的使资源在最大程度上在各系统之间合理分配。公平不是盲目的公平，是在保证效益的基础上的公平。治理小城市病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小城市的发展，是出于更高层次的效益考虑的。因此，在追求相对公平的时候必须保证效益原则的实现。基于往的教训可知，单纯的合作和绝对的公平会损害发展积极性、阻碍城市前进的步伐。因此，假如我们为了合作和公平促使资源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以及小城市内部绝对公平的分配，那么可能会出现大城市资源不足、小城市资源过剩、城市发展积极性不髙的情况，最终导致大城市发展倒退、小城市发展受阻的双面损失局面。因此，治理小城市病时，应该把效益作为一个前提性的原则加考虑。

2.合理与创新

合理主要指创建合理的人文制度环境。中国目前的财税制度、考核选拔制度及规划管理制度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正如前面所述，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小城市在先天上存在的劣势，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系统失衡。只有将原有的集散型财税制度、以GDP为导向的考核制度、一元的规划管理制度加完善和改进创建一个合理的人文制度环境，中国的小城市病才能得到缓解。

创新主要是针对小城市在自然环境上的不足，同时也包括了其他制度和运作模式的创新。小城市在资源、气候、区位等方面的先天不足，虽然可能成为小城市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但是如果发挥人类的创新能为，像新加坡一样扬长避短甚至是化劣势为优势，那么小城市病形成的先天因素就可规避，小城市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此外，由于现在的人文环境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同样需要通过发挥创造性来改善现在制度的缺陷，减少小城市病的发生。

３、多元与合作

多元是指在进行资源分配的博弈和小城市病治理中，应该让尽可能的主体参与进来，包括政府、公民、相关的利益组织和机构等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是体现在整个过程之中的，甚至在最后的实施过程中，也应该发挥相关主体的监督作用，从而使整个资源分配以及小城市病的治理体现综合利益、趋向均衡。

合作主要是指由以往的非合作博弈模式转变为合作博弈模式以及合作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増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増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増加的。运用在小城市病的治理中，则是表示博弈各方能够经过相互协商和妥协使资源在各系统间相对平均分配，至少不会使这种不平衡继续增加。即所谓合作是指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小城市之间及小城市内部要秉承合作的精神展开博弈，合作的精神在一个协议和约束中进行竞争。

但是，正如博弈论所假设的那样，每个个体和团体都是理性的，都会为自身争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单靠合作精神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我们提前制定合作协议进行约束，让城市在合作的框架中进行博弈。同时，合作原则也要求各主体在治理中共同合作推进小城市病的防治。

（三）解决小城市病的具体措施

中国的小城市想要真正崛起，亟须通过顶层设计与城市发展战略变革，打破小城市发展陷阱，逐步解决小城市病。首先，城市发展渠道需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招才引智。从向大企业招商到向大学招才，这是修复小城市人才构成的一个选项。再者，城市发展方式从扩大增量转变为优化存量。国家提出要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特色将是未来每一个城市安身立命的基础。做这些工作，是要为发展“止损”，通过治标为“小城市病”的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此外，城市发展取向从搬迁移植转变为交流合作。以往小城市都希望把大城市的项目和资源直接移植到本地，但并不成功。如果采取交流合作的方式对接城市产学研的高端资源，不强求生产中心、研发中心、人才基地落户，而更加看重交流合作带来的带动效应，或许能减少搬迁移植的风险。

根治“小城市病”不是朝夕之功。要通过与大城市的频繁互动和交流，带动小城市合理分工布局。应当考虑出台政策，鼓励小城市资源的优化升级，嫁接外部资源，以我为主对外合作而不是单纯招商引资。通过双赢的合作带来小城市产业、人文环境的量变，再寻求发展上的质变。这才是小城市的发展之道。

一言以蔽之，小城市病的治理既不是某个团体和组织单方面努力就能解决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坚持公平与效益、合理性与创新性多元合作原则，各方主体共同参与，通过合作博弈、合作治理，共同为解决小城市病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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